高连奎：西方经济学的源头在中国

中国经济思想在西方的传播，是从法国重农学派开始的，重农学派是西方第一个经济学派别，马克思曾指出，魁奈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者也普遍将重农学派看做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开端，亚当斯密在游历欧洲期间，接触了重农学派后开始研究经济学，并写出了《国富论》的巨著。在重农学派之前的重商主义只是一种社会风潮，重农学派提出了完整的的经济思想体系，并影响了后世的各个学派。

但你可能想不到，创造“重农学派”的却是一帮“汉学家”，你可能不信，但这却是事实。他们是通过对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研究，总结出他们的理论的。法国重农学派由法国著名汉学家，有着“欧洲孔子”之称的魁奈创立。魁奈为了显示其论文专集《重农主义，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的神圣和权威，居然将出版地点标明为“北京”。魁奈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至今仍具有极为宝贵的文献价值，这本书是他阐述和鼓吹“自然秩序”的重要论著。“重农学派”只是一个中国式的称呼，重农学派在法语中实际上被称为“自然秩序学派”。

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理论

重农学派受中国影响提出了“自然秩序”的经济思想，重农学派认为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一样，存在着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他们所说的“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与“人为秩序”是相对立的。支配社会的“自然秩序”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人们的意志可以决定是否遵守它。但是“自然秩序”又必须通过“人为秩序”才能对社会发生作用。“人为秩序”表现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法律命令。如果“人为秩序”是按“自然秩序”准则制定的，社会就健康，就正常发展。否则，社会就处于疾病状态。对“自然秩序”认识越清楚，“人为秩序”就制定得越合理。重农学派还认为，应该由开明君主来体现“自然秩序”。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思想，为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和目标。

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理论主要来自对中国的观察研究，魁奈在其《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著作中指出中国的专制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皇帝要满足一些条件，首先是要懂得自然法则，懂得必须要为人民谋福利。同时皇帝身边还有一群人，这群人就是士大夫，这些士大夫是非常通晓自然法则的，士大夫告诉皇帝该怎么做，监督皇帝，皇帝做错了就提意见，让皇帝按照自然法则去做。皇帝也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见，能从善如流，鼓励周围的人给他提意见、进谏。所以中国有一群懂自然法则的人辅佐皇帝，皇帝按照自然法则进行统治。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魁奈论述的中国这种专制跟专制主义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上是自然法则的专制。重农学派认为中华帝国之所以能够“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根本上在于它遵守了“自然法则”，服从自然秩序的疆土辽阔的中华帝国，可以说是一个稳定而持久不变的政府的范例。

魁奈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也讲中国人怎么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行政体系，“中国的制度系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在中国一切官职都要经过科举考试才能获得，在中国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总之中国是按照自然法统治的国家。魁奈的书也开启了当时欧洲流行的“开明专制”思潮，是欧洲政治学中开明专制思想的起源。

法国重农学派还在法国推行中国皇帝的“亲耕”制度，早在1756年，魁奈曾劝说法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古代举行“籍田大礼”，在他看来，举行籍田仪式是理想君主的重要标志。深受魁奈影响的皇太子即后来的法王路易十六于1768年春季在凡尔赛王宫举行了皇帝亲耕仪式，这一举动很快成为当时法国画家和诗人的创作素材和称颂对象。这一消息传到奥地利后，1769年，奥地利的约瑟夫皇帝也在摩拉维亚地区亲自驾犁耕地。

魁奈还写过《孔子简史》，他著名的《格言集》直接借用了《论语》的写作手法。在魁奈眼里，仅孔子一部《论语》便可使希腊七贤黯然失色。他向法国各都市下发的关于经济状况的《质问》，即是模仿中国古代采风官巡行天下以采诗的成果汇编。

杜尔哥是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按马克思的评价，杜尔哥使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杜尔哥的经济学著作《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经济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熊彼特认为它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杜尔哥的理论比《国富论》的理论更胜一筹。而杜尔哥写作此书，与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发源地，1763年，有两位留学法国的中国人完成了学业，正准备回国。法国学者都希望这两个人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情况。于是杜尔哥向他们提出了52个经济问题，这就是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让他们回国后回答，以帮助法国思想家全面掌握中国的经济情况。为了让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意义，他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篇关于社会劳动和财富的分配的简略分析。这就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直接起因。杜尔哥所提出的问题都与他所掌握的中国经济知识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他是受中国情况的启发，也直接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所以研究者都说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受中国的影响最深。”，而此书有影响了后来的亚当斯密。

重农学派还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

法国重农经济学派在主张对农业高度重视的同时，认为商业属于非生产部门，可以“自由放任”，自由放任在法国中的意思是让他们自己发展，自由放任的本质的让国家不要重视商业，因为当时欧洲还没有工业革命，欧洲的纺织革命是几十年之后才发生的。

自由放任在后来很多经济学家那里被当成了一种管理经济的方式，但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只强调政府对当时处于社会从属地位的工商业（也就是小商小贩）进行自由放任，而对于当时处于“实体经济”地位的农业不但不能让其自由放任，而且还要通过皇帝“亲耕”等形式进行重视，后人在继承“自由放任”这一经济概念时，就将重农经济学派的“局部放任”误解成了“全部放任”，完全背离了重农学派的初衷。

重农学派提出了“阶级”的概念

重农学派认为“商业不创造财富，生产部门才真正创造财富”，农业才是真正从事生产的部门，是真正创造财富的部门。只有土地才能产生新的财富即“纯产品”，因而只有农业活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基于此，重农学派将经济主体划分为土地所有者、土地耕种者和工商业者三个阶级，这是西方经济学中“阶级”研究的最初来源。法国重农学派的另一位学者，当时的财政部长杜尔哥修正并发展了魁奈关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学说，进一步明确地把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各自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 即把生产阶级划分为农业工人和农业资本家， 同时把不生产阶级划分为工业工人和工业资本家，这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中工人与资本家两个阶级的来源。

重农学派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三要素

魁奈在研究农业这一生产部门的时候，最早提出了生产力的概念，杜尔哥出版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核》提出土地、资本、劳动的生产三要素概念，并考察了按生产要素的分配形式，认为出租土地可以取得地租，借出货币可以得到利息，工人出卖劳动的代价是工资，投资开办企业就应得到利润。杜尔哥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是节约工资的结果，工资、利润、利息、地租都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根本收入。重农学派还考察了如何对收入征税，并提出了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概念，直接税是对土地所有者征收的税；后者是对佃农征收的税、对企业利润征收的税和对销售或消费商品征收的税。

重农学派发现了“边际递减”定律

重农学派还在研究肥料对土地增产的过程中发现了边际递减的经济规律。“在一块肥沃的土地上如果添加一个劳动力，农产品产量就会提高。而若增加第二个、第三个劳动力，还会使产量增加一倍、两倍，甚至增加四倍或十倍。产品产量增加的比例，会大于投资增加的比例”。但产量增加的比例将会达到一个最大限度后，如果我们继续增加投资，产品产量也会增加，但增加量会减少，而且总是越来越少。这就是“边际递减”规律。

总之，重农学派提出的阶级、生产力理论成为了左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源头，重农学派提出的自由放任，自然秩序理论成为了右翼的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源头，重农学派提出的主观效用理论、边际递减理论、土地、劳动、资本三要素理论以及与三要素对应的工资、地租和利息的理论成为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源头，可以说重农学派是西方经济学历史上最早，最重要，影响最深的学派，法国重农学派直接导致了现代经济学的诞生

当时重农学派对中国可以说崇拜到了极点，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曾经对以“重农学派”为代表的十八世纪欧洲知识界对中华帝国治理模式的热捧现象进行过记录，托克维尔指出读他们的书，对中国的赞美比比皆是；“在他们眼里似乎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典范。他们对中国叹为观止，心驰神往。欧洲人从中国那里发现世界了上现存的最为完美的行政集权的典范。他们几乎言必称孔子，对奉行儒学的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颂扬备至，认为中国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完美楷模”。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直接来源于重农学派

1764年2月至1766年10月，亚当斯密进行了为期3年的欧洲大陆之行。他在法国逗留了10个月，期间会见了魁奈、杜尔哥等许多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斯密在这些接触中，加深了对经济学的认识，并着手制定《国富论》的写作计划，斯密的《国富论》也大量引用中国文献，比如亚当斯密对政府作用的分析就直接来自它对中国史料的分析。

亚当斯密也实际上一直为政府争取更多的职能，比如他主张将“拥有军队”，、“建设公共工程”，“公共裁判”等相应的职能大胆的地交给政府，并且用文明社会和野蛮时代的政府职能差异进行对比，说明政府职能的增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亚当斯密特别推崇中国古代政府将修建公共工程作为官员考核标准的做法，他指出“在中国，在亚洲其他若干国家，修建公路及维持通航水道这两大任务，都是由行政当局担当。据说，朝廷颁给各省疆吏的训示，“总不断勉以努力治河修路；官吏奉行这一部分训示的勤惰如何，就是朝廷决定其黜陟进退的一大标准”。所以，在这一切国家中，对于这些工程都非常注意，特别是中国。中国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说比欧洲著名的水道公路要好得多”。亚当斯密认为政府本身就应该这么做。

魁奈去世后，重农学派的另外一位领袖米拉波伯爵发表了一段哀辞，其中有这样的表述：“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的天性，不再为愚昧和情欲所隐蔽，所以他教人敬天、畏天、爱人、战胜物欲，勿以情欲去衡量行为，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并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宗教的道德，优美到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但是还有一件要事待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普行于世界，这就是吾师（魁奈）的事业，他已发现了自然秩序的秘密，这就是他的经济的体系。米拉波他在《农业哲学》一书的卷首插图中，特意设计了一幅中国皇帝参加春季籍田大礼的图画，他还将魁奈的代表作《经济表》视为旨在完成孔子遗训的伟大尝试。

重农学派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经济学，也体现在政治学中。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指出，重农学派之所以推崇儒学，是因为他们从中发现了他们所特别珍视的“平等”价值。在托克维尔看来，重农学派的著作最能体现法国大革命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就来自于重农学派，所有改革都是重农学派提出来。法国大革命的早期活动也是由重农学派的米拉波侯爵的儿子直接领导的。

哈耶克也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

哈耶克是奥地利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被尊为当代自由经济的鼻祖。哈耶克将中国老子奉为“思想教父”，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这一理论的最初来源就是法国的重农学派，但重农学派的思想体现的更多的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但哈耶克却认为重农学派的思想源头是老子，哈耶克认为老子《道德经》中，“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两句话，是对“自发秩序”理论最经典的描述。显然也是误解，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作《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的反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子的为“无为思想“对哈耶克的影响是多么的大，哈耶克对中国思想的熟悉也已经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CIE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北京海归协会副会长，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发起人)

责任编辑：沈世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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